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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遠景，到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都要翻一番。靠什麼來實現這個偉大的目標？城市化、經濟結構轉型、收入分配改革等。討論一下“標準化答案”中包含的三個錯誤傾向。
錯誤傾向之一：過度強調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廣義的）工業化，起因於觀察到的兩個常用指標：中國的非農就業比重超過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剛剛過50%。非農就業是關鍵，工業化應領先於城市化，這樣才能保証城市裡不會集聚大量的無業遊民和貧民。2010年城市人口比重/非農就業比重，中、美、日、德和巴西的這個指標分別為0.71、0.83、0.69、0.75和1.04，中國介於日本和德國之間。
所以，在“三化”（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須以非農就業的增加為基礎，城市化絕不能成為單獨的政策目標。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過圈地來推動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鐵在內的基礎設施項目來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錯誤傾向之二：過度強調消費
同樣還存在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中國經濟是靠外需拉動的。而統計數據表明，在中國GDP的支出結構中，過去10年中內需（國內消費和投資）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外需一般只佔到GDP的2%到3%。在內需中，消費的比重一般超過投資的比重達8到10個百分點左右。
一個目前流行的錯誤觀點：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的理論和現實告訴我們，增長只有兩個源泉：要素（勞動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在封閉經濟環境下，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的話，消費的增長意味著儲蓄乃至投資的減少，投資的減少又意味著經濟的減速和可供消費的資源的減少。所以，沒有技術進步支撐的消費主導是不可能維持的。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在不考慮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消費主導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情形有兩個：第一，消費增長如果能夠伴隨淨出口的下降，即經濟從依賴國外消費轉向依賴國內消費，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也可以維持；第二，進一步，如果能夠借用國外儲蓄、即淨出口為負，則更能夠支持消費主導的GDP支出結構。
消費主導的GDP支出結構，只有在經濟從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的基礎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幣有能力成為關鍵儲備貨幣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導的。否則，消費的增長只能維持在抵補外需、保持經常項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導致投資的趨勢性下降。
錯誤傾向之三：過度強調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問題在中國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對收入分配問題過度的強調、以至於陷入福利主義的桎梏，卻是這次發達國家陷入危機的重要基礎，而歐洲的福利主義大家皆以熟知。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當然要比其他國家嚴重，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發展階段相關的。庫茨涅茨的倒U曲線早就分析了收入分配先是隨經濟增長惡化、然後逐步改善的規律。
具體而言，城鄉差異、東中西部差異、部門收入分配問題是造成中國基尼系數較高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城鄉差異和東中西部差異需要通過繼續的工業化予以消解，政府部門收入佔比過高需要通過政府職能改革予以解決。如果超越發展階段，回避政府職能改革這樣的難題，而是以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簡單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義之實，那將很可能成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不幸的是，這種追求在政治上是最有誘惑力的，在輿論上是最能得到支持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去10年里中國領導人滿足於對經濟增長率進行微觀調控﹐回避深層次的結構改革。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曾說﹐這種方法不再管用了。蓋特納說﹐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經濟體﹐中國領導人不能只是坐在那裡按照以往的方式管理經濟﹐指望能實現經濟活動的大規模擴張﹐而不會扭曲經濟以及帶來種種長期問題。
錯誤傾向之一：過度強調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化落後於（廣義的）工業化，起因於觀察到的兩個常用指標：中國的非農就業比重超過了60%，但城市人口比重剛剛過50%。非農就業是關鍵，工業化應領先於城市化，這樣才能保証城市裡不會集聚大量的無業遊民和貧民。2010年城市人口比重/非農就業比重，中、美、日、德和巴西的這個指標分別為0.71、0.83、0.69、0.75和1.04，中國介於日本和德國之間。
所以，在“三化”（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化）中，城市化是依附性的，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須以非農就業的增加為基礎，城市化絕不能成為單獨的政策目標。就此而言，各地政府通過圈地來推動的城市化，以大上快上包括地鐵在內的基礎設施項目來追求的城市化，是需要警惕的。
錯誤傾向之二：過度強調消費
同樣還存在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中國經濟是靠外需拉動的。而統計數據表明，在中國GDP的支出結構中，過去10年中內需（國內消費和投資）的比重平均在97%左右，外需一般只佔到GDP的2%到3%。在內需中，消費的比重一般超過投資的比重達8到10個百分點左右。
一個目前流行的錯誤觀點：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動力”。經濟增長的理論和現實告訴我們，增長只有兩個源泉：要素（勞動力、資本）投入和技術進步。在封閉經濟環境下，如果沒有技術進步的話，消費的增長意味著儲蓄乃至投資的減少，投資的減少又意味著經濟的減速和可供消費的資源的減少。所以，沒有技術進步支撐的消費主導是不可能維持的。
在開放經濟環境下，在不考慮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消費主導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的情形有兩個：第一，消費增長如果能夠伴隨淨出口的下降，即經濟從依賴國外消費轉向依賴國內消費，則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也可以維持；第二，進一步，如果能夠借用國外儲蓄、即淨出口為負，則更能夠支持消費主導的GDP支出結構。
消費主導的GDP支出結構，只有在經濟從依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增長轉變為依靠技術進步的內涵式增長的基礎上才是可行的，只有在人民幣有能力成為關鍵儲備貨幣的前提下才是可以被大力倡導的。否則，消費的增長只能維持在抵補外需、保持經常項目平衡的水平上，不能因此導致投資的趨勢性下降。
錯誤傾向之三：過度強調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問題在中國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對收入分配問題過度的強調、以至於陷入福利主義的桎梏，卻是這次發達國家陷入危機的重要基礎，而歐洲的福利主義大家皆以熟知。中國的收入分配問題當然要比其他國家嚴重，但這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發展階段相關的。庫茨涅茨的倒U曲線早就分析了收入分配先是隨經濟增長惡化、然後逐步改善的規律。
具體而言，城鄉差異、東中西部差異、部門收入分配問題是造成中國基尼系數較高的三個主要因素，其中，城鄉差異和東中西部差異需要通過繼續的工業化予以消解，政府部門收入佔比過高需要通過政府職能改革予以解決。如果超越發展階段，回避政府職能改革這樣的難題，而是以財政手段和金融手段去簡單地追求公平，甚至行福利主義之實，那將很可能成為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手。不幸的是，這種追求在政治上是最有誘惑力的，在輿論上是最能得到支持的。
在大多數情況下﹐過去10年里中國領導人滿足於對經濟增長率進行微觀調控﹐回避深層次的結構改革。美國財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曾說﹐這種方法不再管用了。蓋特納說﹐中國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更加複雜的經濟體﹐中國領導人不能只是坐在那裡按照以往的方式管理經濟﹐指望能實現經濟活動的大規模擴張﹐而不會扭曲經濟以及帶來種種長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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