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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困擾西方發達國家的人口結構問題開始向亞洲蔓延。根據亞洲開發銀行2011年9月公布的報告指出，目前人口老齡化、出生率低下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已經開始在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顯現，預計泰國、南韓、越南和臺灣將在2021-2030年出現相同情況，未來40年當地的快速老化將使得生產力、財政穩定度面臨考驗。
20世紀末，哈佛大學兩位學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從人口動態結構觀出發，利用經濟增長模型以東亞為例對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關系做了非常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從人類人口的歷史看，人口轉變（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變遷(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類人口史上急劇變化的短暫一瞬。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數量和結構都發生對應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會極大地影響了經濟的增長。
與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並沒有直接關註人口數量增減、人口增長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是把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人口內部的年齡結構變化上。他們研究發現，在人口轉變初期，由於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變，一方面，人口數量會加速增長，另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即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撫養負擔加重，因而不利於經濟增長；在人口轉變中期，人口生育率開始下降進入生育率轉變時期，這時人口數量增長速度減緩，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朝著勞動力人口比例不斷上升、撫養比例不斷下降的方向變化。這種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即人口紅利階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轉變完成階段（圖1、圖2第四階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與死亡率水平相當，這時人口趨向穩定，人口數量增長和人口年齡結構都趨於常量，因此，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趨於中性。
通過這項實證研究，我們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即勞動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負擔系數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並且在轉變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方向的影響作用。
我們不難發現，過去，學者們之所以就人口與發展的關系問題爭論不休，其一是沒有從內部結構如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去觀察，多是僅從宏觀上討論人口增長率或人口規模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二是學者只觀察到了人口與經濟發展變化的某個階段，截取了不同的論證素材，缺乏人口轉變周期性的動態觀察。例如保羅•埃里奇在1968年寫下《人口爆炸》和羅馬俱樂部一撥學者1972年關註“增長的極限”時，正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處在人口轉變初期的人口高增長時期。同樣，當年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也是敏銳地看到了中國人口轉變初期帶來的人口高增長對百廢待舉的中國經濟起步和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得出了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相反樂觀派如朱利安.西蒙和蓋爾.約翰遜（D.Gale Johnson）則是長距觀察，總體上發現了人口增長促進了技術進步和人類知識總量增加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得出了樂觀的結論。以動態結構觀，可以把過往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三種不同的觀點統一起來。悲觀論的結論證據主要來自人口轉變初期人口數量加速增長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少兒扶養比增加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實事，馬爾薩斯、馬寅初所觀察的人口問題屬於此類；樂觀派的結論則來自人口轉變中後期人口數量增長減速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勞動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紅利期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事實，西蒙等人的論證屬於此列；中性派的結論則是來自人口轉變完成人口增長趨於零人口年齡結構趨於穩定的實事。
人口因素只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之一，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結構處在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階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別指出，人口紅利階段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能否實現還取決於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
在經濟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結構優勢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發展（於學軍，2003；蔡昉，2004；王豐，2007）。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口是幸運的，後30年經濟制度改革將前30年人口能量、紅利的積累儲備全部釋放出來了，由此創造出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從動態的結構視角觀察中國今後數十年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並不樂觀。隨著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階段，人口必然趨於老化，但對中國人口來說，中國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大大加速了中國老齡化進程。
人口老齡化首先會使老年人口扶養比上升，而勞動力年齡人口比例相對下降。這一升一降的過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撫養比一升，意味著社會養老金增加社會負擔加重；另一方面勞動力資源比例相對一降，表明勞動力供給不再豐富，儲蓄率會受到影響；在影響經濟成長的各種要素中，人口要素這樣一個變化會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產生負面作用。依據聯合國人口預測，中國勞動力人口比例於2010年達到72.4%的最高水平，隨後開始下降。從長期來看，勞動力人口比例達到峰值之後將迅速下降。特別值得註意的是，若按照聯合國低方案，則勞動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個勞動力撫養一個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兩多人。人口年齡結構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變化過程顯然將不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更是如此。
從動態結構觀考察，人口加速老齡化之後是勞動力人口老化，因為持續的低生育率會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這樣勢必造成勞動力年齡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產力的時代，老齡勞動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方面比青年勞動力要處於劣勢，對新產業和就業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勞動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過對技術創新、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力資本回報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負面影響，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
中國勞動力人口老化也是一個加速的過程，到2015年左右，然後迅速下降。與此同時，最具創新能力的青年勞動力人口（20-39歲）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勞動力人口（45-59歲）的比例在增加。顯然，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人口萎縮和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是一個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對經濟發展創新力和競爭力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的過程。人口結構如此變化最終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人口結構迅速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發展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近年來，“民工荒”已在中國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出現，且有加重蔓延趨勢。從人口角度來看，這是中國人口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表現。與本世紀初期相比，中國底端青少年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0年中國進入工作年齡的16歲人口為2031萬，2010年下降到約1567萬；2000年18歲適齡高考人口基數為2310萬，2010年下降到1782萬；2000年18-20歲的適齡參軍人口基數為6347萬，2010年為5053萬，大幅下降。2011年中國小學在學生規模創新低。由於中國青少年人口持續迅速下降，中國人口將進入“荒”時代，小學到大學的“生源荒”，經濟成長企業發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衛國軍隊的“兵源荒”，中國將迎來“多荒”迸發的時代，進而進入“慌”時代。
由於中國長期的嚴厲計劃生育政策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未來數十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將形成極不穩定的倒金字塔型結構，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少子老齡化與性別結構上婚配男女嚴重失衡還會相互疊加，這是人類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重疊失衡現象，這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人口挑戰。從人口動態結構觀可以得出結論，中國計劃生育企圖以減少人口數量方式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之問題，其實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相反卻製造出了根本性的、更為廣泛的、更為嚴重的人口結構問題。
20世紀末，哈佛大學兩位學者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從人口動態結構觀出發，利用經濟增長模型以東亞為例對人口與經濟增長之關系做了非常富有啟發性的研究。從人類人口的歷史看，人口轉變（demography transition）、人口變遷(demography change)只是人類人口史上急劇變化的短暫一瞬。在人口轉變過程中，人口數量和結構都發生對應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會極大地影響了經濟的增長。
與以往的研究有所不同，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的研究並沒有直接關註人口數量增減、人口增長率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而是把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人口內部的年齡結構變化上。他們研究發現，在人口轉變初期，由於死亡率下降而生育率保持不變，一方面，人口數量會加速增長，另一方面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即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下降，少年兒童人口比例上升，由此少年人口撫養負擔加重，因而不利於經濟增長；在人口轉變中期，人口生育率開始下降進入生育率轉變時期，這時人口數量增長速度減緩，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朝著勞動力人口比例不斷上升、撫養比例不斷下降的方向變化。這種變化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即人口紅利階段（Demographic gift phase）；在人口轉變完成階段（圖1、圖2第四階段），人口生育率下降到與死亡率水平相當，這時人口趨向穩定，人口數量增長和人口年齡結構都趨於常量，因此，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趨於中性。
通過這項實證研究，我們對人口與經濟發展的關系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即勞動力人口比例或人口負擔系數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產生了影響，並且在轉變的不同時期有著不同方向的影響作用。
我們不難發現，過去，學者們之所以就人口與發展的關系問題爭論不休，其一是沒有從內部結構如勞動力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的變化去觀察，多是僅從宏觀上討論人口增長率或人口規模的變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其二是學者只觀察到了人口與經濟發展變化的某個階段，截取了不同的論證素材，缺乏人口轉變周期性的動態觀察。例如保羅•埃里奇在1968年寫下《人口爆炸》和羅馬俱樂部一撥學者1972年關註“增長的極限”時，正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處在人口轉變初期的人口高增長時期。同樣，當年馬寅初先生《新人口論》也是敏銳地看到了中國人口轉變初期帶來的人口高增長對百廢待舉的中國經濟起步和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因此，得出了人口對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相反樂觀派如朱利安.西蒙和蓋爾.約翰遜（D.Gale Johnson）則是長距觀察，總體上發現了人口增長促進了技術進步和人類知識總量增加從而促進經濟增長的事實，得出了樂觀的結論。以動態結構觀，可以把過往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的三種不同的觀點統一起來。悲觀論的結論證據主要來自人口轉變初期人口數量加速增長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少兒扶養比增加不利於經濟增長的實事，馬爾薩斯、馬寅初所觀察的人口問題屬於此類；樂觀派的結論則來自人口轉變中後期人口數量增長減速與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如勞動力人口比例上升即人口紅利期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事實，西蒙等人的論證屬於此列；中性派的結論則是來自人口轉變完成人口增長趨於零人口年齡結構趨於穩定的實事。
人口因素只是影響經濟發展因素之一，值得註意的是，即便是人口結構處在有利於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階段，也未必就能施展其正向作用，所以，David E. Bloom和Jeffrey G. Williamson在其研究中特別指出，人口紅利階段對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能否實現還取決於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環境。
在經濟制度改革的大潮中，人口結構優勢得到了極大的發揮，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經濟的高速增長和社會發展（於學軍，2003；蔡昉，2004；王豐，2007）。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人口是幸運的，後30年經濟制度改革將前30年人口能量、紅利的積累儲備全部釋放出來了，由此創造出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從動態的結構視角觀察中國今後數十年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卻並不樂觀。隨著人口進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階段，人口必然趨於老化，但對中國人口來說，中國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無疑大大加速了中國老齡化進程。
人口老齡化首先會使老年人口扶養比上升，而勞動力年齡人口比例相對下降。這一升一降的過程，一方面是老年人口撫養比一升，意味著社會養老金增加社會負擔加重；另一方面勞動力資源比例相對一降，表明勞動力供給不再豐富，儲蓄率會受到影響；在影響經濟成長的各種要素中，人口要素這樣一個變化會對經濟的可持續增長產生負面作用。依據聯合國人口預測，中國勞動力人口比例於2010年達到72.4%的最高水平，隨後開始下降。從長期來看，勞動力人口比例達到峰值之後將迅速下降。特別值得註意的是，若按照聯合國低方案，則勞動力人口比例下降速度更快。另一方面，中國老年人口撫養比迅速攀升，如今是差不多十個勞動力撫養一個老人，2030年不到五人，2050年兩多人。人口年齡結構如此急速一升一降的變化過程顯然將不利於經濟可持續發展，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更是如此。
從動態結構觀考察，人口加速老齡化之後是勞動力人口老化，因為持續的低生育率會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這樣勢必造成勞動力年齡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產力的時代，老齡勞動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識和科學技術方面比青年勞動力要處於劣勢，對新產業和就業崗位的適應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勞動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過對技術創新、勞動生產率提高、人力資本回報和產業結構升級的負面影響，從而對經濟增長產生負面效應。
中國勞動力人口老化也是一個加速的過程，到2015年左右，然後迅速下降。與此同時，最具創新能力的青年勞動力人口（20-39歲）的比例迅速下降，而中老年勞動力人口（45-59歲）的比例在增加。顯然，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人口萎縮和勞動力人口老齡化的過程，是一個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對經濟發展創新力和競爭力產生較大負面影響的過程。人口結構如此變化最終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
中國人口結構迅速變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發展的負面影響已經顯現。近年來，“民工荒”已在中國東南沿海等發達地區出現，且有加重蔓延趨勢。從人口角度來看，這是中國人口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的表現。與本世紀初期相比，中國底端青少年人口結構正在發生了巨大的變化，2000年中國進入工作年齡的16歲人口為2031萬，2010年下降到約1567萬；2000年18歲適齡高考人口基數為2310萬，2010年下降到1782萬；2000年18-20歲的適齡參軍人口基數為6347萬，2010年為5053萬，大幅下降。2011年中國小學在學生規模創新低。由於中國青少年人口持續迅速下降，中國人口將進入“荒”時代，小學到大學的“生源荒”，經濟成長企業發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衛國軍隊的“兵源荒”，中國將迎來“多荒”迸發的時代，進而進入“慌”時代。
由於中國長期的嚴厲計劃生育政策特別是獨生子女政策，未來數十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將形成極不穩定的倒金字塔型結構，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上的少子老齡化與性別結構上婚配男女嚴重失衡還會相互疊加，這是人類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結構重疊失衡現象，這是中國面臨的最大的人口挑戰。從人口動態結構觀可以得出結論，中國計劃生育企圖以減少人口數量方式解決人口與經濟發展之問題，其實並沒有抓住問題的本質，相反卻製造出了根本性的、更為廣泛的、更為嚴重的人口結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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