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韋森，復旦大學經濟學教授，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經濟學博士，曾在劍橋大學經濟與政治學院和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訪學。主要研究領域為制度經濟學和比較制度分析。學術著作主要有：《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經濟學與倫理學》、《經濟學與哲學》、《經濟理論與市場秩序》、《經濟學如詩》、《思辨的經濟學》以及《市場、法治與民主》等。本欄目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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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貨幣政策推高CPI
2008年4萬億刺激經濟 → “產量增加”、“市場擴大”、“出口增加”和“貸款創造存款” + 銀行貸款的急劇膨脹(超額準備幾乎是0) → 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平臺 → 貨幣乘數暴增 → M0少許增長卻造成M2超高增幅 → CPI上升
財政政策推高CPI
刺激經濟基礎建設→ 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 ...
稅率政策推高CPI
稅率太高→逃稅→加大稅收執法→政府工薪稅、增值稅等生產企業種種稅收的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產品批發價格上升→政府各種運輸業和商業的營業稅、消費稅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勞工政策推高CPI
CPI上升 ->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幅度達到22.8%）+ 負利率 -> 刺激消費 + 房地產投資 ->擴大貨幣乘數 ->CPI再上升
外匯政策推高CPI
大陸需求暴增->全球商品上漲+ 弱勢美元 -> 維持出口競爭力->緩升RMB->進口原物料價格偏高 但薪資增加->需求不減->CPI加大
壓制CPI
央行提高銀行準備金率 → 流動性暴減 → 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也隨之迅速飆升
央行不升息→負利率→通脹稅→政府和銀行雙重擠壓→民間消費不振
央行提高銀行升息 → 地方融資平臺壓力驟增, 央行大量外匯儲備造成支付央票利息(央行)暴增, 美元不升息造成外資套匯
政策矛盾
十二五規劃投資擴張計畫 + 10年“4萬億”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財政政策持續擴張→提高工資意圖刺激消費→推高CPI→行政手段來控制中國物價水平( Impossib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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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面對CPI上漲的勢頭，中國央行開始實施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到目前已經七次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三次加息了。 中國政府顯然是怕2011年中國通貨膨脹失控。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已達73萬億元，已是中國GDP總量的1.82倍。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近兩三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演變動態，理清這巨量貨幣流動性是如何積累起來的。
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為了遏制當時已抬頭的CPI，央行就採取過類似最近這樣一緊再緊的貨幣政策。
2008年下半年，面對當時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外貿出口急劇下滑的嚴峻形勢，決策層來了一個180度的宏觀政策大轉向，推出了所謂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同時又促使央行採取了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
2009年全年M1增幅高達32.25%，2009年全年增幅也高達27.58%
2010年12月底，M1存量已達到26.66萬億，在2009年的基礎上又增加了21.19%，兩年淨增了10萬億。M2存量達到72.58萬億，兩年淨增了25.1萬億。
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銀行信貸極其寬鬆的情況下，中國的基礎貨幣並沒有增加多少，M0也沒有增加多少，只是從2008年底的3.42萬億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萬元，全年僅增長了4000億元。只是推出了一個所謂的4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怎麼一下子就釋放出了25億的廣義貨幣？
按照凱恩斯主義流派的觀點，貨幣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給的，而是“產生於為投資而融資和資本資產頭寸融資的過程之中”。這一巨量貨幣的創生，主要是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為巨額投資融資和以房地產行業為龍頭的資本資產頭寸融資的結果，同樣各行各業收入增加亦是其中原因之一。近兩年新增的25萬億廣義貨幣，本身就創生自2008年下半年決策層所發動的“4萬億刺激計劃”的實施過程，而不是央行在執意超發貨幣的結果。因為，決定貨幣供應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礎貨幣外，還有貨幣乘數，而後者則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現在，面對近73萬億的廣義貨幣，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擔心2011年中國的CPI上漲控制不住，故貨幣政策一再收緊，應該如何處理？是通過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準備金率和加息從而用“卡”和“堵”的辦法管住這巨量的流動性，不讓它從各銀行的儲蓄賬戶中流出？還是採取“疏”的辦法讓它流向某個地方，並且在讓其安全流出時“發電”，而不是讓其任意泛濫？這好像又要來考驗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智慧和治國哲學了。
貨幣內生論的基本思想演變脈絡
貨幣理論，其核心思想是，貨幣是由中央銀行外生供給的，因而央行可以通過利率、銀行準備金以及公開市場操作等政策工具來調節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和實際產出。貨幣主義和貨幣數量論也自然認為，通貨膨脹最終是由基礎貨幣的增長來決定的。基於這一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和認識，貨幣決策層的通常做法是：物價漲了，央行就升息、或提高銀行準備金，或通過公開市場收回流動性；物價跌了，就用反向貨幣政策手段來增發基礎貨幣。
在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中，凱恩斯就較明確地提出，貨幣供應是內生的，是由企業和個人等從商業銀行的貸款所決定的，並不是能由中央銀行所能控制的外生變量。如果按照凱恩斯尤其是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來看待現代市場經濟運行，就完全不同了。凱恩斯認為，貨幣供給並不是央行可以自行決定的，而是經濟體系內的許多因素決定的，因而貨幣尤其是廣義貨幣M2，則是由一國經濟活動內生創生出來的。對一般人來說，說貨幣不是央行發出來的，而是經濟活動內部生成的，那肯定是一個天方夜譚。大家一定會問：這怎麼可能？凱恩斯，有沒有搞錯？
假如買一從賣一那裡買得了一塊玉，但從銀行借了10元貸款；賣二得了10元錢且隨即又把錢存在國銀那裡，在國銀那裡積有賣一的10元儲蓄。但是，從第二輪交易開始，市場形勢發生了變化，物價要上漲了。如果賣二堅持認為他的和田玉值20元，非此價不賣，買二也同意了，想買，沒錢，還是要得從國銀那裡去貸款，但這次卻要貸20元了，但國銀手中現在只有賣一的10元儲蓄，沒有辦法，他必須再向寨主要出10元的鈔票來，加上賣一的10元儲蓄現鈔，貸20元給買二，以完成其交易。買二貸到了款，把20元給了賣二，買到了第二塊玉。賣二還是把20元鈔票存在國銀那裡，第二輪交易又完成了。在第三輪，假如和田玉的交易價格又要上漲了，賣三挖掘的那塊玉現在要價30元，買三來了，覺得也值，要買。這次他要從國銀那裡貸款30元了，但國銀仍然只有賣二剛存來的20元鈔票，他還得再從寨主那裡再10元錢鈔票，加上賣二的20元存鈔，貸30元給買三。這一輪又成交了，買三從國銀那裡貸款買到了物有所值且可能會在漲價的一塊和田玉，賣三則又把錢存到了國銀手中。這三輪交易的最終結果是什麼呢？在國銀那裡有賣一、賣二、賣三的總計60元存款，買一、買二、買三手中各有同樣一塊玉，但共欠國銀60元貸款。國銀自己呢？說是他那裡有60元存款的廣義貨幣M2，但他也貸出去了60元，因而在國銀大叔的平衡帳戶上，正好60元賣一、賣二、賣三的60元存款總額等於買一、買二和買三的貸款存量。蹊蹺的是，寨主三輪給他的30元錢的“貨幣投放”像鬼影一樣的內在於這60元存款中，仍然可以隨時再貸出去。
如果這和田玉的價格不是每輪10元10元地漲，而是翻倍、再翻倍地漲，用多少塊和田玉交易，總能在國銀大叔的總帳中積存下來個“73萬億”的M2來？
那個封閉山寨內部和田玉市場的三輪交易的結果是：在實行紙幣制且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買一、買二、買三共欠國銀60元貸款，賣一、賣二、賣三共在國銀那裡有60元的存款，其中內含著寨主三次所增發的30元紙鈔，而這30元紙鈔又可以隨時再貸出去，並隨之會留下一個僅在國銀的平衡賬戶中存在的儲蓄數字的影子。如果只有寨主印發且帶有他的簽字的紙幣才能流通和存貸，即使沒有現在流行的“銀行準備金”制度，只要寨主不再向國銀大叔那裡注入新的鈔票，這30元鈔票不管循環多少次，在循環中創生出來多少存款和M2，都不再會有任何通貨膨脹了。
但是，玉的挖掘者須向另外山寨“出口”玉了，那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情景呢？
如果賣一再挖掘出一塊玉，現在要以30元的價格賣到另一個山寨，而另一個山寨的買者支付給賣一的是由其所屬山寨寨主簽了名且與本寨寨主完全同質、幣值對價並在兩個寨子中大家都認可的紙幣的話，那麼，第四輪交易的結果是，賣一新獲得了30元的外（寨）幣，又把它存入國銀大叔那裡，那國銀大叔那裡就會積累有90元的存款了，並且其中了有60元現鈔可以再貸出去；如果賣二也用樣的價格和支付方式向外邊的寨子出口了一塊玉，交易的結果是在國銀大叔那裡就有120元的存款了，其中有90元的現鈔可以再貸出去；如果賣三再加入這和田玉的“出口”，那結果是國銀那裡會有150元存款，其中有120元再可以貸出去。
由此看來，在開放山寨的條件下，隨著山寨內部和田玉市場的交易的擴大和對外邊寨子“出口貿易”的繼續增加，國銀大叔賬戶中存款會不斷增加，他能貸出去的現鈔也會越來越大。
在此“產量增加”、“市場擴大”、“出口增加”和“貸款創造存款”四重貢獻因素的作用下，在內部會不斷外生注入和內生地創生越來越多的 “廣義貨幣”。更為危險的是，如果國銀大叔把全部儲蓄再貸出去的沖動，因而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又增加了一個貨幣供給的乘數效應？
現代金融體系運作的最最基本的邏輯：沒有央行外生注入的貨幣，現代市場經濟就不能初始運轉；但央行“外生地”向市場注入貨幣後，市場交易本身會不斷通過貸款和存款“內生地”創生新的“廣義貨幣”。如果經濟是開放的，外匯流入會增加基礎貨幣，並通過貨幣乘數增加貨幣供給。
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市場化，土地和房產進入市場交易並價格不斷飆升，以房地產為主體的資本資產頭寸的快速增加，以及企業的巨量上市融資，這幾種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不斷加速，反映在銀行體系中則是廣義貨幣的不斷膨脹；而近些年中國對外出口的高速增長，外匯儲備的不斷攀高，央行不得不增發基礎貨幣，又加速了這些年中國經濟體內的“通貨”（M2）的膨脹。這樣一來，在中國銀行金融體系內部就生成了一個功率強大的“通貨膨脹”加速器的裝置。
理清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在發改委4萬億刺激經濟計畫的促動下，儘管中央政府的財政收支並沒有出現巨額赤字，但各級和各地政府拼命擴大鐵、公、地(鐵)等基建專案投資，鐵路和其他國有企業也趁機大舉借貸，導致各商業銀行幾乎無任何節制地向國有部門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增放貸款，這是近兩年中國經濟體內廣義貨幣迅速膨脹的主要原因。央行的資料表明，2009年，全國的銀行信貸規模就淨增了9.59萬億，同比增長了32.99%，2010年全年又新增貸款7.95萬億元。結果，即使按照央行公佈的數字，兩年全國銀行信貸規模就總共增加了17.54萬億，比上面我們計算出的19.5萬億“內生貨幣”數位只差不到兩萬億元。這兩年全國的信貸規模可能比央行報出的17.54萬億還要高(這一點為瑞銀的專家團隊的研究數位所證實，該研究發現，2009年和2010年全國整體銀行貸款約為22.5萬億)。即使我們用央行所給出的信貸規模的數位，17.54萬億的貸款規模，已經差不多是2009年中國GDP總量的一半了！從這一事實中，我們也可以確知，銀行貸款的急劇膨脹，是中國近兩年的M1和M2快速膨脹的主要原因。
各銀行可用的“儲蓄錢”的很大部分已經貸了出去(到2010年年底，全國人民幣貸款餘額已經高達47.92萬億元多億，本外幣貸款餘額更高達50.92萬億元)。再加上被央行法定準備金凍結的近14萬多億元和4.46萬億流通中的M0，我們就可以知道各銀行的平衡帳戶中究竟還剩“幾個子兒”可用了。
正是因為這一點，不久前央行剛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各商業銀行均紛紛告急，驚叫缺乏資金，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也隨之迅速飆升，單周和雙周拆借率均攀高到6% 以上，各銀行又都在用各種能用的手段拼命拉存款，可見是到了燃眉之急的程度了。最後，逼得央行不得在2011年1月份又向市場再注入4千多億的流動性。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當今中國，最可怕的可能還不是經濟體內錢太多，而是只要央行一收緊流動性，銀行部門、證券市場和實體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就缺錢。給政府決策層尤其是央行的貨幣政策出了道真正的難題：就73萬億廣義貨幣數量之 “實”來說，看來中國經濟體內看來確實“錢多”，因而不採取緊縮銀根的貨幣政策，可能物價上漲的勢頭就很難控制得住；就銀行平衡帳戶中這73萬億廣義貨幣之“虛(幻)”來看，因為“儲蓄”大都被貸了出去(超額準備金接近0，有的甚至為負? )，各銀行又都特“缺錢”，故而央行一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各銀行就紛紛告急，一些在建項目又自然有會隨之會“缺血斷氧”。
在最近閉幕的“兩會”上，中國政府決策層已明確把控制通脹作為今年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決策層把2011年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定位於控制通脹，可以理解。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尤其是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資本資產頭寸的迅速膨脹，中國經濟的貨幣化不斷加快。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多的時間裏，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M2從13萬億快速膨脹到目前的73萬億，M2與GDP的比重也由1.4上升到目前的1.82。儘管2010年以來央行已經9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3次加息，但面對這樣巨量的主要由儲蓄存款所構築起來的廣義貨幣，全社會乃至政府決策層似仍感到貨幣流動性存量的積累對物價上漲的壓力甚大。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行，尤其是國際食品價格不斷走高，以及美國、日本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為刺激本國經濟復蘇而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會繼續推動石油、食品和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通脹管理”看來難度不小，實在容不得樂觀。
更為麻煩的是，在目前這樣一個國際環境和國內宏觀經濟格局中，單憑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不能把已放出來的73萬億廣義貨幣這只老虎再“收回到”央行的魔瓶中去了。另外，多年來中國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已導致對沖外匯的央票差不多高達5萬億了。儘管這近五萬億的央票在過去數年減少基礎貨幣增發上起了一定的緩衝作用，但到期後還是要央行贖回的，因而最終還是要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量。
弄清了基建投資的急遽擴張以及相應的銀行信貸快速膨脹是近兩年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主要推手，那麼，進一步的問題自然是：這兩年多20多萬億銀行信貸都流向了哪里？
20 多萬億的商業銀行的貸款80％以上，流向了國有部門以及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專案（包括與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平臺）。
依靠2009-2010年多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畫所促動的商業銀行信貸迅速膨脹的支持，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外部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了一個9％左右的GDP增速，但這種主要靠銀行信貸所推動的以基建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卻為未來數年乃至十幾年的長期增長留下了巨大的隱患。隨著各級地方政府的公開和隱性負債的不斷增加，一些不收費的公益性項目以及建成後會常年虧損的投資專案將如何償還銀行貸款？這一問題遲早要被提出來。
其次，現在要控制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勢頭，單靠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和加息，並不能完全奏效。如果在上一輪大規模基建投資還沒完成且許多項目仍需投入大量資金的情況下，決策層又要發動新一輪大規模政府投資擴張計畫，如建數千萬套保障房，照十二五規劃所確定的那樣在未來5年投資十幾萬億來發展7個戰略產業（新一代資訊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還有按照今年中共中央1號檔的規劃再來一個10年“4萬億”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即每年僅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就要投4000億，那麼，在目前財政體制中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對稱的情況下，中央政府要控制銀行貸款和通貨膨脹，可能根本做不到。因為，在目前地方政府極度缺錢的情況下，只會擴大銀行信貸規模，從而創造更多的流動性。即使中央政府不允許地方融資平臺向銀行借貸，甚至把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提高到20%以上，或繼續加息，但地方政府如果發現從商業銀行貸不到款，也會通過發行城投債等其他金融工具來進行投資項目融資。這樣一來，即使從現在起決策層一直保持較緊的貨幣政策，如果各級政府和國有大企業的基建投資規模卻在另一方面不斷擴大，那麼未來中國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因而，一個明顯且簡單的道理是：控制不了現行體制下各級政府基建投資的衝動，就不可能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和地方政府債券融資，從而“通貨膨脹”在未來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根據上述推理邏輯，可以判斷，在市場經濟初成的當今中國經濟社會體制中，如果政府越來越是市場的最大參與者和最大投資主體，銀行信貸規模不斷擴張就很難抑制，隨之廣義貨幣存量的繼續膨脹就似乎是不可控的。未來的中國通貨膨脹問題，決非只是一個簡單的宏觀貨幣政策選擇問題，而在根本上是一個政府體制和基本制度安排問題。從這個研究視角，我們發現，2010年以來的這次通貨膨脹，是政府推動的投資擴張所引致的信貸膨脹的一個副產品。如果約束不住各級政府投資擴張的衝動，廣義貨幣繼續膨脹和物價上漲，就或將是不可抑制和避免的。
面對居高不下的CPI，發改委開始動用行政手段來控制物價。前不久，發改委給聯合利華開出了一張200萬元的罰單，以懲戒其“散佈漲價資訊、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的違法行為”。發改委還與“康師傅”等多家企業約談，敦促或勸誡這些企業暫不要漲價，明確運用行政手段來控制中國物價水平。
就在政府部門運用各種能用的宏觀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來控制物價水平的當下，不知中國政府決策層是否自我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自己的諸多宏觀政策和手段，以及當下的政府體制安排，卻過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動中國消費品物價上漲和房地產價格不斷攀高的主要因素？
中國政府宏觀賦稅多年來的超常增長，已經是國人皆知的事實了。對此，經濟學界和財政學界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和批評意見。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財政政策也是這輪CPI不斷攀高的主要推手這一點。
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甚至在後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闡釋中，當人們論述在任何一場經濟危機後西方國家政府的救市和擴張性宏觀政策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事實時，其理論邏輯一般是說，巨額政府財政赤字，會導致央行貨幣超發，最後傳導到消費品物價上，表現為CPI上漲。
但目前中國內部的宏觀動態機制並不是像明斯基所闡釋的那樣是通過政府巨額財政赤字→貨幣超發→通貨膨脹→CPI普漲這樣一個宏觀作用鏈條來工作，而可能是通過一個微觀機制鏈條而直接推動CPI上漲的。
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鏈條大致是這樣的：政府工薪稅、增值稅等生產企業種種稅收的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產品批發價格上升→政府各種運輸業和商業的營業稅、消費稅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2010年消費稅為6072億元，占整個稅收的8.3％。如果再加上進口商品的增殖稅和消費稅1.05萬億元，整個與消費有關的稅收也高達1.66萬億元了。如果考慮到增值稅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消費稅，那麼全部與消費相關的間接稅收就達到3.77萬億元，已占全年稅收的51.6％了。
正是因為流轉環節的間接稅是如此之高，導致在中國生產許多名牌產品（如茅臺酒、ecco鞋、Samsonite旅遊箱等）在中國商場的價格要比在許多發達國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據國內研究稅收的專家一項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國商場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還有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政府稅收，比較保守的說，在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至少有超過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政府稅收這樣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兩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長，中國的CPI還不會越來越高？
理解了各個環節的政府稅收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而是消費品零售價格的主要構成和貢獻因素這一點，就會發現目前中國決策層的宏觀政策是多麼“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對2010年下半年不斷攀高的CPI，央行已經11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目前已達21％的歷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準利率了，另一方面財政和稅務部門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卻仍然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幾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約。
按照國家稅務總局2011年1到4月份，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船舶噸稅、耕地佔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已高達2.628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3.2%。其中，國內增值稅增長13.7%，國內消費稅增長57.7%，營業稅增長37.9%，企業所得稅增長41.1%，個人所得稅增長 21.8%，車輛購置稅增長63.5%，海關代征進口稅收增長56.3%。這麼高的稅收增長速率，到底是有助於抑制目前的CPI上漲勢頭，還是在實際上繼續推高現在和未來的CPI？
再說，目前通貨膨脹率持高不下，居民儲蓄實際為負利率，而居民收入又沒有大幅度增長，因而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正在下降，在此情況下，政府不考慮減稅而補償低收入家庭所實際交付的“通脹稅”，反而只考慮自己財政收入目標而超高速地猛漲，這難道是公正的？又符合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基本可以肯定﹐長期以來承受重壓的中國家庭將以某種形式為大多數成本買單。實際負利率給中國家庭儲蓄造成的隱性稅負眼下還沒有告終的跡象。這是讓中國經濟朝著國內消費實現再平衡的又一障礙。在受到政府和銀行雙重擠壓的情況下﹐就不用指望中國家庭會購物消費了。
中國政府稅收的高速增長，到底是有助於抑制中國目前的通脹勢頭，還是實際上在推高CPI，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儘管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政府除在一些城市試點推出房產稅外並沒有增加新的稅種，國家稅務總局也沒有提高任何現有稅種的稅率，但是，扣除GDP增長和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各級政府財稅收入增加的貢獻因素，2010年以來中國政府的稅收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到三倍的事實本身，實際上就表明中國政府的實際稅率確實是大幅度增加了。
為什麼如此？由於目前政府定的稅率太高，大多數企業和商店都有某種避稅、逃稅甚至“偷稅漏稅”的方法和措施，一旦稅務局來企業“加大稅收執法”來了，或通過“稅收大稽查”來完成上級稅務部門所下達的徵稅目標，每個公司、企業和商店總不會讓稅務人員來公司一趟而“空著手回去”。結果，稅務人員來的越勤，稅收稽查越多，稅收“徵收率”也自然會提高，從而實際上提高了相對於國民經濟整體而言的“稅率”。不然，人們就沒法解釋在政府的稅率沒有名義上的提高但政府稅收增加卻是GDP增速的兩倍到三倍這一現象了。
從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教科書的基本原理來講，當然並不是所有稅收都會推高物價。譬如，一些直接稅（尤其是工薪所得稅）會直接減少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收入，從而對社會的總需求和通貨膨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目前中國稅收的主要構成是間接稅，包括企業增值稅、國內消費稅、營業稅、資源稅，以及進口商品的關稅等等。只要一種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需求彈性不是無窮大，不管這些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間接稅的增加最終是由生產者來負擔還是消費者來負擔，最後都是要計入商品和勞務的最終價格而推動其價格上漲的。這種由稅收負擔的增加所推動的物價上漲，在財政學中被稱作為“前轉嫁”（forward shifting），即賣方通過提高所售商品、服務和要素的價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稅收負擔轉移給買方。從這個視角來推理，最近聯合利華和其他日用化工品商家的漲價行為，恐怕與這些企業的稅負在近幾年不斷增加和成本不斷上漲是脫不了干係的。
從2011年6月20日起，中國央行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年內央行第6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了，自2010年1月18日以來，央行已經上調12次了。這次上調後，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高達21.5%，創歷史新高。另一方面，在CPI高企不下的情況下（五月份創5.5%的新高），央行在加息上卻甚為謹慎和行動遲緩。今年以來，才有兩次加息（2月9日和 4月6日），且每次加息的幅度也只有0.25個百分點。到目前為止，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也才只有3.25%。
為什麼央行在上調法準金上頻頻動作，在加息上卻是步履蹣跚、謹小慎微？這背後央行的考慮和理由到底在哪裡？
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準金，其作用在於控制貨幣供給；而央行升息，則主要在於遏制貨幣需求。一方面，貨幣供給被控制的特緊、特嚴；另一方面，央行卻在遏制貨幣需求上幾乎不作為。中國宏觀經濟還不會“被扭曲”和“被畸形”？
就目前中國經濟格局來看，央行升息，可以抑制貸款需求，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沖動，對消費品物價和房價上漲肯定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再說，在CPI高過銀行一年期存款利息225個基點的情況下，央行遲遲不上調人民幣存貸款的基準利率，使居民和企業的儲蓄一直為實際負利率，這是在替政府向全國老百姓徵收一種高達1.7萬億以上的“通貨膨脹稅”。
央行的難處和隱憂到底在什麼地方？
如果央行升息，一些有著巨額公開和隱性負債的地方政府首先就受不了。央行和財政部的專家去年估計說大約有7到8萬億；按照銀監會最近的數據，到2010年末，各種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餘額約為9.1萬億元；不管這個數字是多少但是至少目前在10萬億上下已經是個很大的數字了，如果央行升息，一些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如果不破產，也只能從銀行借新款，還舊債和付利息，無疑日子將會很難過。在目前54萬多億的全國本外幣貸款餘額中，又有多大比重貸給了各級政府和國有部門？各級政府和國有部門（包括大學和各種國有企事業單位等）的銀行負債累累，如果加息，無疑會加重這些國有部門和機構的還款負擔。
其次，央行這樣做，可能有其自身的利益計算。到今年4月末，央行總負債規模已經高達27.18萬億人民幣。其中，單外匯佔款已超過 22.05萬億，這麼大的外匯資產，央行主要是通過各種方式的負債從商業銀行買來的，包括央票、商業銀行準備金以及現金發行。另一方面，央行所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則是由國際金融市場所決定，與國內的利率關系不是很大，而其負債的成本，則原則上等於國內存款的基準利率。由於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利率很低，現在，如果央行再提高國內基準利率，它自己所掌握的外匯資產的成本將進一步增加，如果央行升息，它自己的虧損將進而增加。假定央行的外匯資產佔款的大部分仍為商業銀行的法準金抵消，且假定法準金利息不變，僅按現有3萬億上下的央行債券來計算，每升息100個基點，央行自身也要多虧損200～300億元，央行只是頻頻提高法準金而不加息，顯然有著央行自身的考慮和難言之隱。
第三，還有另一重考慮，那就是怕升息後國外熱錢進一步流入中國來“賺利差”。目前國外熱錢和其他資金持續流入中國，可能並不像國家外匯管理局最近發布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年報2010》所判斷的那樣，“是利差、匯差和境外融資成本較低等因素可能使得套利資金淨流入增加”。根據最近從民間和業界所得到的一些消息，筆者的判斷是，熱錢和境外資金流入中國，既不是來炒股市，也不是來炒房地產，更不是有人民幣升值和加息預期想進來從息差和幣值上升中套利，而主要是進來炒短線資金的高額利潤。
今年以來，在央行一再提高法準金和收緊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在有76.34萬億廣義貨幣的中國，竟在許多地方出現了大面積的“錢荒”。各地民間借貸利率年息不斷攀高，據說有地方在25%~30%，有的地區甚至高達60%~70%，或者說5%~6%的月息。在目前國有銀行貸款年息只有 6.06到6.60個百分點的情況下，顯然在民間和短線資金運作方面存在巨大的息差和盈利空間。
目前，央行背上因外匯資產帶來的負債已是自有資產的一千多倍，現在各方面還在不斷往央行背負的這座“大山”上加石頭，最後也會被逼成一個行動遲緩、左右為難、低效率且主要靠行政手段來調控貨幣市場供給和需求的“貨幣計劃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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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
貨幣政策推高CPI
2008年4萬億刺激經濟 → “產量增加”、“市場擴大”、“出口增加”和“貸款創造存款” + 銀行貸款的急劇膨脹(超額準備幾乎是0) → 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平臺 → 貨幣乘數暴增 → M0少許增長卻造成M2超高增幅 → CPI上升
財政政策推高CPI
刺激經濟基礎建設→ 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 ...
稅率政策推高CPI
稅率太高→逃稅→加大稅收執法→政府工薪稅、增值稅等生產企業種種稅收的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產品批發價格上升→政府各種運輸業和商業的營業稅、消費稅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勞工政策推高CPI
CPI上升 -> 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幅度達到22.8%）+ 負利率 -> 刺激消費 + 房地產投資 ->擴大貨幣乘數 ->CPI再上升
外匯政策推高CPI
大陸需求暴增->全球商品上漲+ 弱勢美元 -> 維持出口競爭力->緩升RMB->進口原物料價格偏高 但薪資增加->需求不減->CPI加大
壓制CPI
央行提高銀行準備金率 → 流動性暴減 → 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也隨之迅速飆升
央行不升息→負利率→通脹稅→政府和銀行雙重擠壓→民間消費不振
央行提高銀行升息 → 地方融資平臺壓力驟增, 央行大量外匯儲備造成支付央票利息(央行)暴增, 美元不升息造成外資套匯
政策矛盾
十二五規劃投資擴張計畫 + 10年“4萬億”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財政政策持續擴張→提高工資意圖刺激消費→推高CPI→行政手段來控制中國物價水平( Impossibl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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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0年下半年以來，面對CPI上漲的勢頭，中國央行開始實施了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到目前已經七次提高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三次加息了。 中國政府顯然是怕2011年中國通貨膨脹失控。到目前為止，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已達73萬億元，已是中國GDP總量的1.82倍。
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近兩三年中國宏觀經濟的演變動態，理清這巨量貨幣流動性是如何積累起來的。
從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第二季度，為了遏制當時已抬頭的CPI，央行就採取過類似最近這樣一緊再緊的貨幣政策。
2008年下半年，面對當時世界經濟衰退和中國外貿出口急劇下滑的嚴峻形勢，決策層來了一個180度的宏觀政策大轉向，推出了所謂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同時又促使央行採取了極其寬鬆的貨幣政策。
2009年全年M1增幅高達32.25%，2009年全年增幅也高達27.58%
2010年12月底，M1存量已達到26.66萬億，在2009年的基礎上又增加了21.19%，兩年淨增了10萬億。M2存量達到72.58萬億，兩年淨增了25.1萬億。
令人不解的是，在2009年全年銀行信貸極其寬鬆的情況下，中國的基礎貨幣並沒有增加多少，M0也沒有增加多少，只是從2008年底的3.42萬億元增加到2009年12月底的3.82萬元，全年僅增長了4000億元。只是推出了一個所謂的4萬億的刺激經濟計劃，怎麼一下子就釋放出了25億的廣義貨幣？
按照凱恩斯主義流派的觀點，貨幣主要不是央行外生供給的，而是“產生於為投資而融資和資本資產頭寸融資的過程之中”。這一巨量貨幣的創生，主要是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為巨額投資融資和以房地產行業為龍頭的資本資產頭寸融資的結果，同樣各行各業收入增加亦是其中原因之一。近兩年新增的25萬億廣義貨幣，本身就創生自2008年下半年決策層所發動的“4萬億刺激計劃”的實施過程，而不是央行在執意超發貨幣的結果。因為，決定貨幣供應量的除了央行所能控制的基礎貨幣外，還有貨幣乘數，而後者則不是央行所能完全控制得了的。
現在，面對近73萬億的廣義貨幣，許多經濟學家開始擔心2011年中國的CPI上漲控制不住，故貨幣政策一再收緊，應該如何處理？是通過進一步提高商業銀行準備金率和加息從而用“卡”和“堵”的辦法管住這巨量的流動性，不讓它從各銀行的儲蓄賬戶中流出？還是採取“疏”的辦法讓它流向某個地方，並且在讓其安全流出時“發電”，而不是讓其任意泛濫？這好像又要來考驗中國政府的宏觀經濟管理智慧和治國哲學了。
貨幣內生論的基本思想演變脈絡
貨幣理論，其核心思想是，貨幣是由中央銀行外生供給的，因而央行可以通過利率、銀行準備金以及公開市場操作等政策工具來調節一個國家的物價水平和實際產出。貨幣主義和貨幣數量論也自然認為，通貨膨脹最終是由基礎貨幣的增長來決定的。基於這一主流的宏觀經濟理論和認識，貨幣決策層的通常做法是：物價漲了，央行就升息、或提高銀行準備金，或通過公開市場收回流動性；物價跌了，就用反向貨幣政策手段來增發基礎貨幣。
在1930年出版的《貨幣論》中，凱恩斯就較明確地提出，貨幣供應是內生的，是由企業和個人等從商業銀行的貸款所決定的，並不是能由中央銀行所能控制的外生變量。如果按照凱恩斯尤其是後凱恩斯主義的貨幣內生說來看待現代市場經濟運行，就完全不同了。凱恩斯認為，貨幣供給並不是央行可以自行決定的，而是經濟體系內的許多因素決定的，因而貨幣尤其是廣義貨幣M2，則是由一國經濟活動內生創生出來的。對一般人來說，說貨幣不是央行發出來的，而是經濟活動內部生成的，那肯定是一個天方夜譚。大家一定會問：這怎麼可能？凱恩斯，有沒有搞錯？
假如買一從賣一那裡買得了一塊玉，但從銀行借了10元貸款；賣二得了10元錢且隨即又把錢存在國銀那裡，在國銀那裡積有賣一的10元儲蓄。但是，從第二輪交易開始，市場形勢發生了變化，物價要上漲了。如果賣二堅持認為他的和田玉值20元，非此價不賣，買二也同意了，想買，沒錢，還是要得從國銀那裡去貸款，但這次卻要貸20元了，但國銀手中現在只有賣一的10元儲蓄，沒有辦法，他必須再向寨主要出10元的鈔票來，加上賣一的10元儲蓄現鈔，貸20元給買二，以完成其交易。買二貸到了款，把20元給了賣二，買到了第二塊玉。賣二還是把20元鈔票存在國銀那裡，第二輪交易又完成了。在第三輪，假如和田玉的交易價格又要上漲了，賣三挖掘的那塊玉現在要價30元，買三來了，覺得也值，要買。這次他要從國銀那裡貸款30元了，但國銀仍然只有賣二剛存來的20元鈔票，他還得再從寨主那裡再10元錢鈔票，加上賣二的20元存鈔，貸30元給買三。這一輪又成交了，買三從國銀那裡貸款買到了物有所值且可能會在漲價的一塊和田玉，賣三則又把錢存到了國銀手中。這三輪交易的最終結果是什麼呢？在國銀那裡有賣一、賣二、賣三的總計60元存款，買一、買二、買三手中各有同樣一塊玉，但共欠國銀60元貸款。國銀自己呢？說是他那裡有60元存款的廣義貨幣M2，但他也貸出去了60元，因而在國銀大叔的平衡帳戶上，正好60元賣一、賣二、賣三的60元存款總額等於買一、買二和買三的貸款存量。蹊蹺的是，寨主三輪給他的30元錢的“貨幣投放”像鬼影一樣的內在於這60元存款中，仍然可以隨時再貸出去。
如果這和田玉的價格不是每輪10元10元地漲，而是翻倍、再翻倍地漲，用多少塊和田玉交易，總能在國銀大叔的總帳中積存下來個“73萬億”的M2來？
那個封閉山寨內部和田玉市場的三輪交易的結果是：在實行紙幣制且有通貨膨脹的情況下，買一、買二、買三共欠國銀60元貸款，賣一、賣二、賣三共在國銀那裡有60元的存款，其中內含著寨主三次所增發的30元紙鈔，而這30元紙鈔又可以隨時再貸出去，並隨之會留下一個僅在國銀的平衡賬戶中存在的儲蓄數字的影子。如果只有寨主印發且帶有他的簽字的紙幣才能流通和存貸，即使沒有現在流行的“銀行準備金”制度，只要寨主不再向國銀大叔那裡注入新的鈔票，這30元鈔票不管循環多少次，在循環中創生出來多少存款和M2，都不再會有任何通貨膨脹了。
但是，玉的挖掘者須向另外山寨“出口”玉了，那會出現一個什麼樣的情景呢？
如果賣一再挖掘出一塊玉，現在要以30元的價格賣到另一個山寨，而另一個山寨的買者支付給賣一的是由其所屬山寨寨主簽了名且與本寨寨主完全同質、幣值對價並在兩個寨子中大家都認可的紙幣的話，那麼，第四輪交易的結果是，賣一新獲得了30元的外（寨）幣，又把它存入國銀大叔那裡，那國銀大叔那裡就會積累有90元的存款了，並且其中了有60元現鈔可以再貸出去；如果賣二也用樣的價格和支付方式向外邊的寨子出口了一塊玉，交易的結果是在國銀大叔那裡就有120元的存款了，其中有90元的現鈔可以再貸出去；如果賣三再加入這和田玉的“出口”，那結果是國銀那裡會有150元存款，其中有120元再可以貸出去。
由此看來，在開放山寨的條件下，隨著山寨內部和田玉市場的交易的擴大和對外邊寨子“出口貿易”的繼續增加，國銀大叔賬戶中存款會不斷增加，他能貸出去的現鈔也會越來越大。
在此“產量增加”、“市場擴大”、“出口增加”和“貸款創造存款”四重貢獻因素的作用下，在內部會不斷外生注入和內生地創生越來越多的 “廣義貨幣”。更為危險的是，如果國銀大叔把全部儲蓄再貸出去的沖動，因而在整個金融體系中又增加了一個貨幣供給的乘數效應？
現代金融體系運作的最最基本的邏輯：沒有央行外生注入的貨幣，現代市場經濟就不能初始運轉；但央行“外生地”向市場注入貨幣後，市場交易本身會不斷通過貸款和存款“內生地”創生新的“廣義貨幣”。如果經濟是開放的，外匯流入會增加基礎貨幣，並通過貨幣乘數增加貨幣供給。
20世紀末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市場化，土地和房產進入市場交易並價格不斷飆升，以房地產為主體的資本資產頭寸的快速增加，以及企業的巨量上市融資，這幾種因素共同作用，導致了中國經濟的貨幣化不斷加速，反映在銀行體系中則是廣義貨幣的不斷膨脹；而近些年中國對外出口的高速增長，外匯儲備的不斷攀高，央行不得不增發基礎貨幣，又加速了這些年中國經濟體內的“通貨”（M2）的膨脹。這樣一來，在中國銀行金融體系內部就生成了一個功率強大的“通貨膨脹”加速器的裝置。
理清了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2008年第四季度以來，在發改委4萬億刺激經濟計畫的促動下，儘管中央政府的財政收支並沒有出現巨額赤字，但各級和各地政府拼命擴大鐵、公、地(鐵)等基建專案投資，鐵路和其他國有企業也趁機大舉借貸，導致各商業銀行幾乎無任何節制地向國有部門和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增放貸款，這是近兩年中國經濟體內廣義貨幣迅速膨脹的主要原因。央行的資料表明，2009年，全國的銀行信貸規模就淨增了9.59萬億，同比增長了32.99%，2010年全年又新增貸款7.95萬億元。結果，即使按照央行公佈的數字，兩年全國銀行信貸規模就總共增加了17.54萬億，比上面我們計算出的19.5萬億“內生貨幣”數位只差不到兩萬億元。這兩年全國的信貸規模可能比央行報出的17.54萬億還要高(這一點為瑞銀的專家團隊的研究數位所證實，該研究發現，2009年和2010年全國整體銀行貸款約為22.5萬億)。即使我們用央行所給出的信貸規模的數位，17.54萬億的貸款規模，已經差不多是2009年中國GDP總量的一半了！從這一事實中，我們也可以確知，銀行貸款的急劇膨脹，是中國近兩年的M1和M2快速膨脹的主要原因。
各銀行可用的“儲蓄錢”的很大部分已經貸了出去(到2010年年底，全國人民幣貸款餘額已經高達47.92萬億元多億，本外幣貸款餘額更高達50.92萬億元)。再加上被央行法定準備金凍結的近14萬多億元和4.46萬億流通中的M0，我們就可以知道各銀行的平衡帳戶中究竟還剩“幾個子兒”可用了。
正是因為這一點，不久前央行剛提高銀行準備金率，各商業銀行均紛紛告急，驚叫缺乏資金，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也隨之迅速飆升，單周和雙周拆借率均攀高到6% 以上，各銀行又都在用各種能用的手段拼命拉存款，可見是到了燃眉之急的程度了。最後，逼得央行不得在2011年1月份又向市場再注入4千多億的流動性。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當今中國，最可怕的可能還不是經濟體內錢太多，而是只要央行一收緊流動性，銀行部門、證券市場和實體部門(尤其是中小企業)就缺錢。給政府決策層尤其是央行的貨幣政策出了道真正的難題：就73萬億廣義貨幣數量之 “實”來說，看來中國經濟體內看來確實“錢多”，因而不採取緊縮銀根的貨幣政策，可能物價上漲的勢頭就很難控制得住；就銀行平衡帳戶中這73萬億廣義貨幣之“虛(幻)”來看，因為“儲蓄”大都被貸了出去(超額準備金接近0，有的甚至為負? )，各銀行又都特“缺錢”，故而央行一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各銀行就紛紛告急，一些在建項目又自然有會隨之會“缺血斷氧”。
在最近閉幕的“兩會”上，中國政府決策層已明確把控制通脹作為今年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決策層把2011年宏觀經濟管理的首要任務定位於控制通脹，可以理解。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隨著中國經濟市場化進程的加速，尤其是伴隨著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和資本資產頭寸的迅速膨脹，中國經濟的貨幣化不斷加快。從2000年到2010年這10年多的時間裏，中國經濟體內的廣義貨幣M2從13萬億快速膨脹到目前的73萬億，M2與GDP的比重也由1.4上升到目前的1.82。儘管2010年以來央行已經9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3次加息，但面對這樣巨量的主要由儲蓄存款所構築起來的廣義貨幣，全社會乃至政府決策層似仍感到貨幣流動性存量的積累對物價上漲的壓力甚大。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行，尤其是國際食品價格不斷走高，以及美國、日本和一些西方發達國家為刺激本國經濟復蘇而採取量化寬鬆貨幣政策，會繼續推動石油、食品和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通脹管理”看來難度不小，實在容不得樂觀。
更為麻煩的是，在目前這樣一個國際環境和國內宏觀經濟格局中，單憑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加息，不能把已放出來的73萬億廣義貨幣這只老虎再“收回到”央行的魔瓶中去了。另外，多年來中國外匯儲備的不斷積累，已導致對沖外匯的央票差不多高達5萬億了。儘管這近五萬億的央票在過去數年減少基礎貨幣增發上起了一定的緩衝作用，但到期後還是要央行贖回的，因而最終還是要增加基礎貨幣的投放量。
弄清了基建投資的急遽擴張以及相應的銀行信貸快速膨脹是近兩年中國廣義貨幣快速增加的主要推手，那麼，進一步的問題自然是：這兩年多20多萬億銀行信貸都流向了哪里？
20 多萬億的商業銀行的貸款80％以上，流向了國有部門以及各級政府所發動的投資專案（包括與各級政府有關的地方融資平臺）。
依靠2009-2010年多的4萬億刺激經濟計畫所促動的商業銀行信貸迅速膨脹的支持，在全球經濟衰退的外部情況下，中國經濟保持了一個9％左右的GDP增速，但這種主要靠銀行信貸所推動的以基建投資為主的經濟增長，卻為未來數年乃至十幾年的長期增長留下了巨大的隱患。隨著各級地方政府的公開和隱性負債的不斷增加，一些不收費的公益性項目以及建成後會常年虧損的投資專案將如何償還銀行貸款？這一問題遲早要被提出來。
其次，現在要控制目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勢頭，單靠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和加息，並不能完全奏效。如果在上一輪大規模基建投資還沒完成且許多項目仍需投入大量資金的情況下，決策層又要發動新一輪大規模政府投資擴張計畫，如建數千萬套保障房，照十二五規劃所確定的那樣在未來5年投資十幾萬億來發展7個戰略產業（新一代資訊技術、節能環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材料、新能源），還有按照今年中共中央1號檔的規劃再來一個10年“4萬億”的農業基本建設投資，即每年僅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就要投4000億，那麼，在目前財政體制中中央和地方財權和事權不對稱的情況下，中央政府要控制銀行貸款和通貨膨脹，可能根本做不到。因為，在目前地方政府極度缺錢的情況下，只會擴大銀行信貸規模，從而創造更多的流動性。即使中央政府不允許地方融資平臺向銀行借貸，甚至把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率提高到20%以上，或繼續加息，但地方政府如果發現從商業銀行貸不到款，也會通過發行城投債等其他金融工具來進行投資項目融資。這樣一來，即使從現在起決策層一直保持較緊的貨幣政策，如果各級政府和國有大企業的基建投資規模卻在另一方面不斷擴大，那麼未來中國的通貨膨脹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因而，一個明顯且簡單的道理是：控制不了現行體制下各級政府基建投資的衝動，就不可能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規模和地方政府債券融資，從而“通貨膨脹”在未來就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根據上述推理邏輯，可以判斷，在市場經濟初成的當今中國經濟社會體制中，如果政府越來越是市場的最大參與者和最大投資主體，銀行信貸規模不斷擴張就很難抑制，隨之廣義貨幣存量的繼續膨脹就似乎是不可控的。未來的中國通貨膨脹問題，決非只是一個簡單的宏觀貨幣政策選擇問題，而在根本上是一個政府體制和基本制度安排問題。從這個研究視角，我們發現，2010年以來的這次通貨膨脹，是政府推動的投資擴張所引致的信貸膨脹的一個副產品。如果約束不住各級政府投資擴張的衝動，廣義貨幣繼續膨脹和物價上漲，就或將是不可抑制和避免的。
面對居高不下的CPI，發改委開始動用行政手段來控制物價。前不久，發改委給聯合利華開出了一張200萬元的罰單，以懲戒其“散佈漲價資訊、擾亂市場價格秩序的違法行為”。發改委還與“康師傅”等多家企業約談，敦促或勸誡這些企業暫不要漲價，明確運用行政手段來控制中國物價水平。
就在政府部門運用各種能用的宏觀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來控制物價水平的當下，不知中國政府決策層是否自我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政府自己的諸多宏觀政策和手段，以及當下的政府體制安排，卻過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動中國消費品物價上漲和房地產價格不斷攀高的主要因素？
中國政府宏觀賦稅多年來的超常增長，已經是國人皆知的事實了。對此，經濟學界和財政學界也有各種各樣的議論和批評意見。然而，到目前為止，似乎大多數經濟學家還沒有意識到政府的財政政策也是這輪CPI不斷攀高的主要推手這一點。
在傳統的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中，甚至在後凱恩斯學派經濟學家的理論闡釋中，當人們論述在任何一場經濟危機後西方國家政府的救市和擴張性宏觀政策必然導致通貨膨脹的事實時，其理論邏輯一般是說，巨額政府財政赤字，會導致央行貨幣超發，最後傳導到消費品物價上，表現為CPI上漲。
但目前中國內部的宏觀動態機制並不是像明斯基所闡釋的那樣是通過政府巨額財政赤字→貨幣超發→通貨膨脹→CPI普漲這樣一個宏觀作用鏈條來工作，而可能是通過一個微觀機制鏈條而直接推動CPI上漲的。
中國政府的財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鏈條大致是這樣的：政府工薪稅、增值稅等生產企業種種稅收的增加→企業產品成本增加→產品批發價格上升→政府各種運輸業和商業的營業稅、消費稅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2010年消費稅為6072億元，占整個稅收的8.3％。如果再加上進口商品的增殖稅和消費稅1.05萬億元，整個與消費有關的稅收也高達1.66萬億元了。如果考慮到增值稅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消費稅，那麼全部與消費相關的間接稅收就達到3.77萬億元，已占全年稅收的51.6％了。
正是因為流轉環節的間接稅是如此之高，導致在中國生產許多名牌產品（如茅臺酒、ecco鞋、Samsonite旅遊箱等）在中國商場的價格要比在許多發達國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據國內研究稅收的專家一項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國商場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稅，25.64元的消費稅，還有4.02元的城建稅。單這三項，就占整個女性化妝品零售價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產和運輸環節的政府稅收，比較保守的說，在100元的女性化妝品中，至少有超過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說，政府稅收對女性化妝品的最終價格至少“貢獻”了50％以上。政府稅收這樣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兩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長，中國的CPI還不會越來越高？
理解了各個環節的政府稅收最終都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因而是消費品零售價格的主要構成和貢獻因素這一點，就會發現目前中國決策層的宏觀政策是多麼“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對2010年下半年不斷攀高的CPI，央行已經11次提高商業銀行法定準備金（目前已達21％的歷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準利率了，另一方面財政和稅務部門的稅收和其他財政收入卻仍然像一匹脫韁的野馬一樣幾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約。
按照國家稅務總局2011年1到4月份，全國稅收收入（不包括關稅、船舶噸稅、耕地佔用稅和契稅，未扣減出口退稅）已高達2.6282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33.2%。其中，國內增值稅增長13.7%，國內消費稅增長57.7%，營業稅增長37.9%，企業所得稅增長41.1%，個人所得稅增長 21.8%，車輛購置稅增長63.5%，海關代征進口稅收增長56.3%。這麼高的稅收增長速率，到底是有助於抑制目前的CPI上漲勢頭，還是在實際上繼續推高現在和未來的CPI？
再說，目前通貨膨脹率持高不下，居民儲蓄實際為負利率，而居民收入又沒有大幅度增長，因而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實際收入正在下降，在此情況下，政府不考慮減稅而補償低收入家庭所實際交付的“通脹稅”，反而只考慮自己財政收入目標而超高速地猛漲，這難道是公正的？又符合政府“執政為民”的理念？基本可以肯定﹐長期以來承受重壓的中國家庭將以某種形式為大多數成本買單。實際負利率給中國家庭儲蓄造成的隱性稅負眼下還沒有告終的跡象。這是讓中國經濟朝著國內消費實現再平衡的又一障礙。在受到政府和銀行雙重擠壓的情況下﹐就不用指望中國家庭會購物消費了。
中國政府稅收的高速增長，到底是有助於抑制中國目前的通脹勢頭，還是實際上在推高CPI，似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
儘管自2008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政府除在一些城市試點推出房產稅外並沒有增加新的稅種，國家稅務總局也沒有提高任何現有稅種的稅率，但是，扣除GDP增長和通貨膨脹所導致的各級政府財稅收入增加的貢獻因素，2010年以來中國政府的稅收增速是GDP增速的兩倍到三倍的事實本身，實際上就表明中國政府的實際稅率確實是大幅度增加了。
為什麼如此？由於目前政府定的稅率太高，大多數企業和商店都有某種避稅、逃稅甚至“偷稅漏稅”的方法和措施，一旦稅務局來企業“加大稅收執法”來了，或通過“稅收大稽查”來完成上級稅務部門所下達的徵稅目標，每個公司、企業和商店總不會讓稅務人員來公司一趟而“空著手回去”。結果，稅務人員來的越勤，稅收稽查越多，稅收“徵收率”也自然會提高，從而實際上提高了相對於國民經濟整體而言的“稅率”。不然，人們就沒法解釋在政府的稅率沒有名義上的提高但政府稅收增加卻是GDP增速的兩倍到三倍這一現象了。
從財政學和公共經濟學的教科書的基本原理來講，當然並不是所有稅收都會推高物價。譬如，一些直接稅（尤其是工薪所得稅）會直接減少居民家庭和企業的收入，從而對社會的總需求和通貨膨脹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然而，目前中國稅收的主要構成是間接稅，包括企業增值稅、國內消費稅、營業稅、資源稅，以及進口商品的關稅等等。只要一種商品和勞務的價格需求彈性不是無窮大，不管這些商品生產和流通中的間接稅的增加最終是由生產者來負擔還是消費者來負擔，最後都是要計入商品和勞務的最終價格而推動其價格上漲的。這種由稅收負擔的增加所推動的物價上漲，在財政學中被稱作為“前轉嫁”（forward shifting），即賣方通過提高所售商品、服務和要素的價格把一部分或全部稅收負擔轉移給買方。從這個視角來推理，最近聯合利華和其他日用化工品商家的漲價行為，恐怕與這些企業的稅負在近幾年不斷增加和成本不斷上漲是脫不了干係的。
從2011年6月20日起，中國央行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是年內央行第6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了，自2010年1月18日以來，央行已經上調12次了。這次上調後，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已高達21.5%，創歷史新高。另一方面，在CPI高企不下的情況下（五月份創5.5%的新高），央行在加息上卻甚為謹慎和行動遲緩。今年以來，才有兩次加息（2月9日和 4月6日），且每次加息的幅度也只有0.25個百分點。到目前為止，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也才只有3.25%。
為什麼央行在上調法準金上頻頻動作，在加息上卻是步履蹣跚、謹小慎微？這背後央行的考慮和理由到底在哪裡？
央行提高商業銀行法準金，其作用在於控制貨幣供給；而央行升息，則主要在於遏制貨幣需求。一方面，貨幣供給被控制的特緊、特嚴；另一方面，央行卻在遏制貨幣需求上幾乎不作為。中國宏觀經濟還不會“被扭曲”和“被畸形”？
就目前中國經濟格局來看，央行升息，可以抑制貸款需求，減少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沖動，對消費品物價和房價上漲肯定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再說，在CPI高過銀行一年期存款利息225個基點的情況下，央行遲遲不上調人民幣存貸款的基準利率，使居民和企業的儲蓄一直為實際負利率，這是在替政府向全國老百姓徵收一種高達1.7萬億以上的“通貨膨脹稅”。
央行的難處和隱憂到底在什麼地方？
如果央行升息，一些有著巨額公開和隱性負債的地方政府首先就受不了。央行和財政部的專家去年估計說大約有7到8萬億；按照銀監會最近的數據，到2010年末，各種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的貸款餘額約為9.1萬億元；不管這個數字是多少但是至少目前在10萬億上下已經是個很大的數字了，如果央行升息，一些負債累累的地方政府如果不破產，也只能從銀行借新款，還舊債和付利息，無疑日子將會很難過。在目前54萬多億的全國本外幣貸款餘額中，又有多大比重貸給了各級政府和國有部門？各級政府和國有部門（包括大學和各種國有企事業單位等）的銀行負債累累，如果加息，無疑會加重這些國有部門和機構的還款負擔。
其次，央行這樣做，可能有其自身的利益計算。到今年4月末，央行總負債規模已經高達27.18萬億人民幣。其中，單外匯佔款已超過 22.05萬億，這麼大的外匯資產，央行主要是通過各種方式的負債從商業銀行買來的，包括央票、商業銀行準備金以及現金發行。另一方面，央行所持有外匯儲備的收益則是由國際金融市場所決定，與國內的利率關系不是很大，而其負債的成本，則原則上等於國內存款的基準利率。由於目前國際金融市場上美元利率很低，現在，如果央行再提高國內基準利率，它自己所掌握的外匯資產的成本將進一步增加，如果央行升息，它自己的虧損將進而增加。假定央行的外匯資產佔款的大部分仍為商業銀行的法準金抵消，且假定法準金利息不變，僅按現有3萬億上下的央行債券來計算，每升息100個基點，央行自身也要多虧損200～300億元，央行只是頻頻提高法準金而不加息，顯然有著央行自身的考慮和難言之隱。
第三，還有另一重考慮，那就是怕升息後國外熱錢進一步流入中國來“賺利差”。目前國外熱錢和其他資金持續流入中國，可能並不像國家外匯管理局最近發布的《國家外匯管理局年報2010》所判斷的那樣，“是利差、匯差和境外融資成本較低等因素可能使得套利資金淨流入增加”。根據最近從民間和業界所得到的一些消息，筆者的判斷是，熱錢和境外資金流入中國，既不是來炒股市，也不是來炒房地產，更不是有人民幣升值和加息預期想進來從息差和幣值上升中套利，而主要是進來炒短線資金的高額利潤。
今年以來，在央行一再提高法準金和收緊銀行貸款的情況下，在有76.34萬億廣義貨幣的中國，竟在許多地方出現了大面積的“錢荒”。各地民間借貸利率年息不斷攀高，據說有地方在25%~30%，有的地區甚至高達60%~70%，或者說5%~6%的月息。在目前國有銀行貸款年息只有 6.06到6.60個百分點的情況下，顯然在民間和短線資金運作方面存在巨大的息差和盈利空間。
目前，央行背上因外匯資產帶來的負債已是自有資產的一千多倍，現在各方面還在不斷往央行背負的這座“大山”上加石頭，最後也會被逼成一個行動遲緩、左右為難、低效率且主要靠行政手段來調控貨幣市場供給和需求的“貨幣計劃經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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